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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ed 2024.7.28 中国共产党对婚姻家庭法的重视可追溯到革命年代。1931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便明确提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原则，这些内容成为后来新中国制定《婚姻法》的重要参考。 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期间，刘少奇对邓颖超等中央妇委的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时再次强调：“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由邓颖超主持的婚姻法起草小组，小组成员都有着丰富的妇女工作经验，对广大妇女的疾苦有着很深的了解，她们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围绕法律条文展开了详尽的讨论。 起草小组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罗琼在写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信中回忆道：“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大约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稿即从西柏坡带进了刚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之初，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思想仍广泛存在，不幸的婚姻缠绕着无数中国家庭。据统计，从1949年7月至次年3月，仅在河南的部分县市，便有122名妇女被夫家杀害或被逼自杀。社会对婚姻法的需求愈发迫切。 在经历了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后，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终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于5月1日正式实施，一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时代开启了。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竟然是《婚姻法》——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记者进行的街头采访中，有受访者在得知正确答案后惊讶地说：“新中国百废待兴，我以为第一部法律会跟经济或政治有关。” 1950年5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指出：“正确地实行婚姻法，不仅将使中国男女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建立新的婚姻制度、新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道德，以促进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 “为了安定社会和保障人权，与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作斗争，改造旧式的婚姻家庭关系，满足社会主义新型的亲属关系的实际需要，新中国亟待一部新型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马钰凤解释道，“婚姻家庭事关每一个人，婚姻家庭的稳定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万事开头难，普及《婚姻法》 《婚姻法》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据当时华东司法部统计，仅1950年下半年的婚姻案件便超过4万件，其中多数是女方因无法忍受包办婚姻、重婚、家庭暴力等主动提出的离婚案。当时福建有位寡妇名叫倩英，年仅29岁的她竟已被迫守寡13年，在得知《婚姻法》“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后，她毅然决定与自由恋爱的对象结婚。她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战胜了旧社会给我的一切无理的压迫。” 上海妇女周阿珍9岁时便做了童养媳，17岁结婚。她常年受到丈夫和婆婆的打骂凌辱，1949年时曾试图自杀，幸而被人救起。1951年，阿珍用自己多年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只金戒指，丈夫朱宝龙便利用自己基层干部的身份污蔑阿珍是“反革命分子”，逼迫她向群众坦白，当月，阿珍自杀身亡。此时，《婚姻法》已经实施一年多，朱宝龙和他母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 新中国《婚姻法》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时任司法部部长史良解释说，要从不平达到平，必须加倍扶植实际处在不平地位的妇女，才能真正走向男女平等。《人民日报》的社论表达则更直白：“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是要推翻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支配。” 《婚姻法》颁布后虽成就斐然，但破除封建婚姻制度与男尊女卑思想并非旦夕之功。在其实施后3个月里，江苏某9个县仍有119名妇女被迫自杀或被打死。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某些地方干部“故意拖延、为难，甚至干涉，压制离婚、结婚”。浙江金华有两位青年自由恋爱，却被村干部和民兵拘禁，说是“违反纪律”，女方愤而自杀；洛阳妇女王玉四次申请离婚，均被法院工作人员找借口不予受理，最终她惨遭丈夫杀害。 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之后几年间，一场场宣传与捍卫《婚姻法》的运动在全国展开。1951年10月，4个检查组奔赴全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了解了法律贯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同时，一些违反《婚姻法》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严厉制裁，以山西省为例，便有赵城县干部靳书田杀害妻子后被判处死刑、长治专区将15名杀妻罪犯判处死刑等案例。 1953年2月1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一场持续数月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席卷全国，报纸、广播、电影、戏剧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都被用于宣传《婚姻法》。当时广为流行的评剧《刘巧儿》中唱道：“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据统计，这次普法覆盖了全国70%左右的地区以及1.4亿成年人口。经过不懈努力，到1956年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调查，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实现自主婚姻。 2018年2月，来自山东潍坊农村的黄洪浩、孟桂兰老夫妻进城拍了一组写真照，作为他们二人的50年金婚纪念。孟桂兰告诉记者，他们结婚时，包办婚姻在当地已不常见。如今，黄老先生已经过世，他们的金婚纪念照依然摆在窗边。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维系了家庭的和谐，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其立法精神至今影响巨大。 一部“活”的法律 新中国首部法律《婚姻法》的诞生，在全球也算领先——意大利直到1970年，才立法允许离婚；我国香港地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彻底废除纳妾陋习。但面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婚姻法》没有满足于已有成就，而是始终坚持自我革新，与时俱进，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这部法律已在1980年和2001年进行过两次修改，并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多个司法解释。 《婚姻法》的每一次修改，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例如，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婚姻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条件。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曹子燕主任律师告诉记者：“1980年正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离婚实质条件的确立为社会大众追求婚姻自由、离婚自由提供了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