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5.13 / 2024.10.09 | 宁馨
焦点对话: 文革专题之一: 文革成因, 并不简单的话题？
华盛顿 —
今年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5月16号，中共政治局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此今天的焦点对话进行文革专题讨论，探讨一下: 中国官方文革史, 为何误区重重? 文革的受害者群体, 为何保持沉默? 文革阴影, 为何至今笼罩中国?
文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但是直到今天，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政治制度说，历史传统说，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不过，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原因？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有无值得反思之处？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毛发动文革，就是因为“大权旁落”，可以说，文革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夺权总要师出有名，文革秀才为此总结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运动愚弄民众。文革十年是一部夺权和反夺权的历史，权力斗争贯穿整个文革的全过程，始终是一条主线，路线斗争为表，权力斗争为里，文革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以粉碎四人帮告终。所谓“理想主义”的说法，是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概括出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运动愚弄民众，后来又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程晓农表示，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用政治制度来解释，只触及表象，因为所有相同制度的共产党国家只有中国、苏联有文革，但苏联的文革仅限于文化领域，而且不是彻底否定西方文化，而中国的文革却把整个国家翻了个底朝上。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只是强调了毛的手段，而模糊了毛的动机。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帝王心术支配下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恐惧，所以想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文革中的权力斗争和群众运动都是达到这个目的之手段。至于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理想主义，那是为了美化毛泽东文革意图的托词。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千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最后还是失败了。荒谬的理想祸国殃民，毛泽东执政28年，就栽在这上头。
程晓农说，刘少奇成为文革的首要目标，是因为他在挽救大跃进败局的过程中赢得了党内支持和尊重，而这恰恰动了毛泽东的奶酪，让毛泽东害怕自己早晚会被否定。文革初期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权力斗争，是消灭政敌的手段；刘少奇被打倒后的一连串权力斗争，则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平衡派系而采取的措施。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文革派，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毛的政治工具。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凶，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的。把文革的历史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无非是为了避免彻底批判毛泽东。
王康认为，某种意义上，文革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集大成。文革思想既有韩非商鞅李斯法家统治术，尤其秦始皇帝王观，也有儒家“新民”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在西方则是马克思唯物一元论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的暴民政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反人性、反文明和反西方的传统，构成文革的历史土壤，苏联东欧皆没有这种传统。文革在国外，主要是西方社会推动了激进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下半叶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
陈破空认为，文革的发生，各种成因兼而有之。政治制度- 人民无权监督权力，因而无权讨论更无法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历史传统- 秦始皇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灵感和启发。权力斗争-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成为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个人品性- 毛泽东的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人性底线，而放肆地为所欲为。许多中国人，既有明哲保身、见死不救、又有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劣根性，这种民族性，很容易让文革酿成一场全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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